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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冬连:1956年“百花运动”中的文艺界

发布时间:2018-01-12 09:20  来源:www.xjshzzy.com   浏览次数

  原载《党史博览》2005年第12期

  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以后,特别是毛泽东提出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方针以后,知识界逐渐活跃起来,这种渐次活跃的局面同样发生在文艺界。或者说,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更加敏感,行动也更积极。

 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对于动员民众的特殊作用。建国以后,文艺界自然成为中共整合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。1949年7月建国前夕和1953年秋,先后召开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,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国统区两支“左翼”文艺队伍团结起来,整合到毛泽东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》的旗下,同时改造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下非“左翼”的老作家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建国以后,毛泽东亲自发动了电影《武训传》批判,俞平伯“新红学”批判,胡风文艺思想批判。然而,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和学术问题,造成的后果是文艺的日趋萧条。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;解放区来的作家也缩手缩脚,创造热情锐减;文艺作品数量少,主题狭窄,概念化、公开式盛行;文艺批评家更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,“处处担心,唯恐‘失足’”。[1]特别是胡风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、组织上的“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”运动,采用了对敌斗争的方式。其影响不只是毁灭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,更造成了一种肃杀的空气。1955年底,夏衍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,文艺界的落后已是“无可置疑的事实”,文学家们的“激情似乎已经减退了”,以至报上发表“全国粮棉产量创造历史上最高记录”这样的“大消息”,“也引不起兴奋和欢悦的微波了”。[2]只是夏衍不愿指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。倒是《文艺报》发表的一封来信指出,这种现象“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期开始萌芽,最近四个月才比较突出”。[3]多少触及到问题的真相。

  1955年底,中共领导人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,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,文艺界基本不在领导人的视野之内,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文艺界的影响似乎不大。就在中共中央发出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〉的前一天,195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还批发了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、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〉,要求文艺界“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后,必须进一步地对于这种现象(指‘小集团活动’)进行批判和斗争”。“各地应本此方针,根据具体情况,对于文艺干部中存在的类似的问题,有领导地开展批评和斗争,以整顿和纯洁党的文艺队伍”。[4]

  然而,1956年春的气氛毕竟不同。受过“五四”洗礼的中国文艺界,历来有成为时代号角和鼓手的使命感,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即将到来,再次激发出文艺家们的政治热情,他们希望成就文学艺术上的一番事业。中共知识分子会议鼓舞了他们,苏联“解冻文学”思潮的兴起,也激发了中国作家。他们开始对文艺界的沉闷和文艺的萧条公开表达不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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